这些年来,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,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。
这还不包括刘衍、王番在江东、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,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,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,更不包括收复河洛、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。
绍隆八年,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,在扣除地方屯垦、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,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、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——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,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。
屯垦体系的意义,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,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,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,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。
这些预备兵员,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,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;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,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,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。
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,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,一旦征募为工辎兵,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——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、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,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,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。
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,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,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。
不过,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,滋惹民怨外,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,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、防线建设,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。
此时除了襄城、召陵、确山等地恢复县治,许昌、宛丘、项城、沈丘、汝阴、淮川、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,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、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,总计约九十余万人。
目前靖胜、天雄、骁胜、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、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,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。
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,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,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。
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,两百八十万口,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。
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——这些人不值得信任,还沾染同袍的鲜血——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。
这也就意味着,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,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。
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、河东,或兵锋直指濮魏,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,继而收复京东东路(今山东)等地。
不过,最终以史轸、韩圭、刘师望、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,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。
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、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,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,需要时间跟过程。
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。
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,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,收复失地,因此江淮、荆湖的地方官员、士绅,都表现得极其温顺、配合。
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“驱逐胡虏、收复中原”的大旗,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,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。
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,军事行动受挫,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,则是必然的。
不过,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,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。
赤扈人被驱出中原,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,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——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,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。
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,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,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,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,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、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——不管是主动的,还是无意识的。
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,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、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,也必然会再度抬头。
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,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、关陕、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,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。
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、严厉的手段,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,要不然史轸、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、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,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。
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、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;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,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;放缓到江淮、荆湖士绅敢跳反,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……
等到那个时候,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、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,之后很多事情,包括禅让,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……